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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社会对是否保护堕胎权充满纷争、以及司法上缺乏判决先例的条件下，布莱克曼对堕胎权的确立无疑需要强大的实质性论证依据。

印度的做法是发展出了基本结构的理论，即宪法的基本结构不能被改变。季卫东：在您最开始的介绍中，您谈到了宪法法院受理合宪性审查的不同类型，其中和公民直接相关的类型让我很感兴趣。

这可能是早期的法官们证明宪法很重要的一个方式。第三，这类情况也不常发生。行政法院法官受过公法训练，往往习惯了宪法的介入和宪法法院的审查，但是刑事、民事法官最初对于宪法的介入会有一些敏感，学界也有相关的争论。此外，德国基本法的第25条表明国际法的一般规则构成了德国联邦法律的一部分，这就提供了更大的管辖空间。第一是宪法法院对立法的审查。

我们看到，中国并不具备这三个条件，中国的宪法非常灵活，司法的解释存在合法性的困难，司法体系的社会公信力也饱受批评。我们看到，在通过司法机关的宪法审查中，德国采取了集中式的、专门化的审查体系，而美国采取了分散式的、一般化的审查体系。德国基本法第1条明确规定：基本权利直接拘束立法、行政、司法三权。

吴卫星：《公法学视角的环境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37-41页。因此，尽管学界呼吁环境基本法的出现，但是仍然需要面对两个现实问题，要么继续修改《环境保护法》，增加依据宪法制定本法的规定，在内容和技术上，进一步提升并使其具备基本法律的规格。该条规定是环境权宪法保障国家义务的权利来源。[13]Anderson,Michael R,Human Right Approaches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 Overviewin AlanE.Boyle,Anderson,Michael R.(eds),Human Rights Approaches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Clarendon Press,1996,selectionsp.22． [14]孙国华主编：《中华法学大辞典·法理学卷》，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版，第209页。

近年来我国不少学者主张环境权入宪。2014年全面修改的环境保护法第4条明确规定：保护环境是国家的基本国策。

[7]现代宪法理论认为，人性尊严是宪法的核心价值。宪法此处规定强调了环境的积极治理。我国宪法环境条款是环境依宪治理的根本规范。[49]See Mario Gomez,Social Economic Rights and Human Rights Commissions, Hum,Rgts,Qt,1955,p.155. [50]See James Connelly,The Virtues of Environmental Citizenship,in Andrew DonbsonDerek Bell(eds.),Environmental Citizenship,Cambridge,MIT Press,2006,p.49-72. [51]转引自李建良：《环境议题的形成与国家任务的变迁——环境国家理念的初步研究》，载《宪法体制与法治行政——城仲模教授六秩华诞祝寿论文集》，三民书局1998年版，第319-320页。

[35]参见前引[5]，俞子清书，第20页。充分注意义务，强调公民充分尊重国家、社会、集体的以及其他公民的环境利益，属于公民环境保护义务的基础环节和较低程度的要求。[56]吴卫星：《环境保护：当代国家的宪法任务》，《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第42页。这意味着应依照宪法处理国家和社会事务，通过宪法治理形成社会共识，建立社会信任，推动国家与社会深化发展。

4.环境保护的目标分层 其一，资源保障和保护。[25]参见前引[23]，陈慈阳书，第31页。

宪法第9条和第26条通过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的规定，对自然资源、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设定预期的保护及改善目标，从而为公民的环境权主张及保障提供基本的物质条件，这既是对作为环境权中核心概念的环境利益的宪法确认，也是环境保护的具体制度的宪法安排。从早期强调对环境污染的控制到对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考量，进而重建人与环境的和谐关系。

[17]Ralf Dahrendorf,Citizenship and Beyond:The Social Dynamics of an Idea,Social Research,         1974(41),p.110. [18]T.H.Marshall,Class,Citizenship and Social Development.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4,p.123. [19]肖蔚云、姜明安主编：《北京大学法学百科全书·宪法学、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18页。取而代之，视为宪法委托、制度性保障甚至公法权利的观点成为主流，而以上三种观点均可产生宪法上的规范拘束力。[34]在笔者看来，某项宪法国策条款要产生确定的规范效力，须满足以下条件：（1）有明确的规范内涵。[21]由于曾深受公害问题的困扰，日本学界对之进行了系统研究。从2007年开始，宪法学界广泛引入文本－规范的研究方法，以解释学的方法探讨实践中的宪法问题，使文本和解释学逐渐成为宪法学具有共识的研究方法。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使得国家和公民均认识到维持良好环境的必要性。

4.应当强调宪法与民法、环境法在环境保护上的协同实施。在美国的环境理论中认为政府保护环境在国家义务体系中居首要地位。

陈海嵩：《宪法环境权的规范解释》，《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第1页等。即均期待通过各自的调整实现环境的保护及改善。

现行宪法第9条和第26条是宪法中的核心环境条款，其中第9条第2款规定：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36]参见吕忠梅：《论生态文明建设的综合决策法律机制》，《中国法学》2014年第3期，第23页。

为确保环境治理法治化的正确方向和路径，确立依宪治理的宏观环保理念至关重要。宪法环境条款对立法权的拘束力，还体现在要求立法机关依据宪法，积极进行环境保护的立法规划，防范立法不作为及立法懈怠的情况。吕忠梅：《环境保护法的前世今生》，《政法论丛》2014年第5期，第51-59页。[48]参见杨仁寿：《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2页。

[40]我国宪法第62条规定，全国人大制定基本法律。因此，1982年宪法对公害的规定，具有一定的立法规范上的前瞻性，在立宪理念和技术上均值得肯定。

作者简介：张震，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当然，公私法的划分也是相对的，民法和环境法会存在一定的交叉和协同实施。

不看文字无法推断法律的精神。[43]在日本的环境法理论与实践中，政府负责设定环境基准，包括为保护人的健康和为保全生活环境的两类基准。

作为环境权最核心内容的环境利益属于典型的公共利益，所谓公共利益，顾名思义，需要大家共同维护，不管是尊重，还是保护和改善，均意味着公民为了更好地享有环境权，应履行合理的环境义务。即环境保护的主体、行为以及所预期达到的目的均明显而确定。人和自然是宪法中环境的两大组成部分。从主体上看，既包括国家，又包括公民和组织。

公共权力的设立是国家的基本特征之一。有德国学者曾指出，环境权利本身具有所谓一般的环境义务，就基本权利的保障范围而言，意指基本权利的内涵基于环境保护之目的，自始受有一般性的缩减，或有一部分内容自始应为有利于环境的决定。

不少学者亦认为基本国策之规定，应逐条做个别之判断，有些规定属于方针规定或制度性保障，其他多属对立法者之宪法委托性质，少数属于公法上权利之规定。中国政府派代表团参加了会议。

保障和保护强调了环境保护的第一层次目标，即维持较适宜的环境。[37]德国基本法第20条a规定：国家为将来之世世代代，负有责任以立法，及根据法律与法之规定经由行政与司法，于合宪秩序范围内保障自然之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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